新市民引领新农村出现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很多现实的、长远的因素,使进城后已经拥有产业工人身份的‘农民',仍孤零零的独自生活在城里,这是城市人口增加速度远低于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的主要原因。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需要城市接纳更多的农民,也就是更多的新市民。”
 叶连松,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工作之余他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叶连松着力对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行探索研究,2003年出版了《中国特色城镇化》一书,最近又出版姐妹作《中国特色工业化》。
 “现行的限制随劳动力转移而发生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政策要逐步完善,不然会出现新型的城乡分割;一个家庭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这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叶连松认为,与过多的人口相关联的劳动力有效利用和转移,是中国工业化的一大难题。
 真正能反映一国工业化最具实质性的指标是:人均GNP水平和农业中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叶连松认为,只有人均GNP提高,工业化才算有进展。只有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GNP水平下,出现服务业增加值增加,制造业份额下降,才算真正实现了工业化。而要达到此目标,只有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上升率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来,才有可能使人均GNP提高到实现工业化的水平。否则,像中国2000年时那样,22.5%的劳动力资源去生产13亿人口所需的工业物质生活用品,50%的劳动力生产仅占GDP16%的农产品,不可能实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 中国农业劳动力达到50%的比例,与他们提供近16%的农业增加值不成比例。与实现工业化时农业增加值为15%以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以下相比较,也高出30%。他认为,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一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源就不能充分利用,就无法获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失去工业化期间特别是前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是新兴工业国工业化证明了的;另一方面,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转移,农民在户均4~5亩地的土地资源下,是不可能靠农业致富而过上真正工业化时代的小康生活的。
 叶连松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人口比例相对过低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差距。1950年~1980年间,是当时一些政策造成城乡分割,从制度上就阻断了农民进城的通道。而在1980年~2000年间,则有多种因素造成农村劳动力下降26个百分点,而增进城市人口仅增加16个百分点:过去城乡分割遗留的农民与城市市民的各种身份相对应的福利差异与限制,造成很多农民已经在城里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但城市里与户籍相对应的户口身份的各种制度限制,使这些人并不能将家安在城市,他们的家人仍然留在了农村,这就是城市产业工业的增加并没有带动城市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
 原因之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制度政策的限制虽然逐渐变弱,但一个家在农村的劳动力,如果到城里成为产业工人,其获得的收入与其想在城里安家所需的消费水平太不成比例,即使制度、政策允许他们留下来成为“市民”,他们的收入形成的购买力也不允许他们成为市民。就现在中国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想在市区买一套60平米的房子,至少要6万元;如果要能够居住再买一点家俱还得需要1万元。两项投资7万元,需要一个农民进城大约工作10年的积蓄。如果住下来,在中等城市生活,每个月3口之家水、电、吃等生活费至少需要1000元,如果再加上医疗费、各种社会保险费、添置服装、冬天取暖等非经常开支,每月平均也不会少于200元,这样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也得达到每月1200元。如此计算,一个农民进城做工却不能在城市安家养家,其妻儿或父母也就不可能成为城里人。
 原因之三是现在农民进城做工大多都是临时性的,在没有一种政策使其享受各种社会保障之前,如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其后顾之忧使这些人不敢彻底成为市民,这是一个长期预期的影响问题。
 叶连松指出,如果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的人数有限,这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城镇化目标存在偏差。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只有通过参与城市经济建设,逐渐融入到城市中去成为市民,成为城市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割断与土地的关联,这样才能使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下降。
 据了解,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时拖家带口的情况比较普遍,因为有贫民窟可以安身,而中国不允许贫民窟存在,农民工进城寻找合适的住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通常是年轻人进城,把老人孩子都留在家乡,赤手空拳打拼,大部分人赚了钱后都是要回去的。
 农民工没有被真正城市化。反映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进城务工人口虽然计入了城市人口,但指的只是留在城市中的这个群体的总量,而不是被内部化了的特定人口。不能真正使农村人口实质性地减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 近年来,为增加农民人均收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增长幅度不大,根本原因是中国农民太多,农村人均占有的社会资源量,诸如土地、水资源量等太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是重要途径。但是,就业是民生之本,进城农民要为推进工业化,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做出贡献。因此,“农村人口实质性减少与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致的。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会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出空间,更好更早地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这也是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叶连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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